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处于整个宪法体制中的核心位置，是整个国家机构体系得以合法建立并有效运行的枢纽，但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是英国的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的是宪法赋予的宪定权力，而不是制宪权力。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从性质上讲，监察权是过程论权力分工中的监督权，但从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言，并非监察委员会的全部权力都属于监督权性质。
现行宪法多处使用宪法实施监督宪法实施宪法遵守和宪法执行的概念。当同一个人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或者既是执法者又是司法者时，就有违自然公正和正当程序，因此只有按照属性论划分权力才符合法治的要求。职能论是国家机构体系建构最为主要的方式，过程论的三分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制约方式，也被广泛运用于我国权力配置之中。陈淳文：《行政保留之比较研究——以半总统制之行政命令权为中心》，台湾《中研院法学期刊》2012年第10期。四、我国权力分工的双重结构：机构创设与职权配置 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秉持实用主义立场，同时采用三种不同的权力分工方式来配置国家权力。
例如，行政法学者认为行政权包括行政立法权、行政执行权与行政司法权。王旭：《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4)一些表程度的词语内涵较为模糊，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32条规定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应强烈，第33条规定的影响恶劣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用于界定违纪情节的严重特别严重恶劣较轻等。
(4)就党内法规案例指导制度的适用效力而言，应通过修改《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或制定单行的《党内法规案例指导规定》等方法，明确党内法规指导性案例与其发布主体所制定的党内法规具有同等效力，各级党组织在处理类似案例时，应当适用指导性案例体现的具体规定。结合法理学对法律规则逻辑结构的相关论述，我们可将党内法规中存在的不明确表述以合乎法学基本理论的方式加以类型化。基于这一党内法规制定现实，在探讨党内法规的明确性问题时，部分学者将这一问题的重点聚焦于党内法规政治性与规范性的关系上，其核心论点体现为，由于政治性是党内法规的本质属性，因此在党内法规制定过程中，政治性应当优先于其规范性而存在，政治性对党规规则的明确性具有一定限制效果。党内法规解释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党内法规解释的规范化程度则关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质量。
四、结语 党内法规明确性原则是立基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形成的一项对党内法规的制定、解释与适用均具有约束效用的原则。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例，这部《准则》全篇使用自然段形式，而非一般党内法规的条款形式，其原因在于《准则》要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形成的宝贵经验和基本规范，阐明党关于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和立场，有很多问题需要讲讲道理(20)，这就充分体现出党内法规的政治属性对其表达形式的独特影响。
作者简介：段磊，武汉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法规后果部分的不明确，将对党规的适用产生至少两方面的不利后果，一是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对自己根据党内法规设定假设完成相关行为之后自己可能承担的相应后果认识不清，从而使这些不够明确的党规规则失去指引预测激励(23)等基本功能。因此，党内法规亦应与其他类型的法相等同，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遵循明确性原则。(27)参见支振锋：《党内法规的政治逻辑》，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
(22)参见宋功德：《党规之治》，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69页。趋向于目的，设定所期功能，将知识或事务根据其存在上之关联、作用组织起来的方法，便是体系化。(2)一些道德性词语的内涵较为模糊，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12条规定的修养、道德、诚信、廉耻家庭、家风、家教潜规则等。党规规则的法规后果部分未能贯彻明确性原则，主要体现在部分党规规则设定的行为后果上，此类情形一般体现为以模糊性或概括性语言叙述法规责任和处理方法。
②然而，与此同时，仍有不少人对党内法规的性质问题存在争议，这一争议集中在党内法规是否姓法③的问题上。具体说来，这一制度的设计要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就党内法规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布主体而言，由于指导性案例在全党范围内具有指导作用，因而应当在中共中央批准后，由作为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专责机关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
②参见段磊、秦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研究的量化分析》，载《党内法规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二是法规条款表述规范，明确党内法规文本中制定目的和依据条款、适用范围条款、解释机关条款、施行日期条款，以及授权条款、定义条款、过渡条款、规范冲突条款、法规责任条款等的表述方式和具体要求。
因此，在贯彻党内法规明确性原则时，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党规中政治语言的独特功能，不能将政治性话语一概以国家法律的标准界定为模糊性语言，而应结合党的建设实践来判断政治话语的明确程度。就具体制度设计而言，应通过加强党内法规体系化建设，尤其是加快配套性法规的制定进程，以及制定有助于提升党内法规明确性的《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等方式，进一步强化党内法规的明确性。显然，这一规则所确定的法规后果，必将使这一条款所涉及的党员向党组织反映情况的权利的保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三)实施明确性：构建有效的党内法规解释与适用机制 解释是一种媒介行为，解释者借之以理解本有疑义之文字的意义。(31)参见王振民、施新州等：《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页。(11)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第2版。
囿于文章篇幅，本文仅能就党内法规明确性原则作出最为初步的探讨，关于这一原则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适用，及其与党内法规规范性建设所需解决的其他议题之间的关联，作者将另文详述。(17) 第二，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模糊性同样能够为党内法规体系化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因而是否应确立排除模糊性表述的明确性原则有待进一步讨论。
(19)参见陈光：《论党内立规语言的模糊性及其平衡》，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5)部分兜底性条款的适用范围较为模糊，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60条规定的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为，第116条第二项规定的有其他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第138条规定的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等。
第一，明确性原则首先应当是一项党内法规的制定原则。基于此，本文拟对党内法规明确性原则的理论意涵，当前贯彻党内法规明确性原则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建构贯彻党内法规的明确性原则等问题展开论述，以期在法技术层面助益于党内法规质量的有效提升。
基于规范党内法规内容表述的目的，这一原则应当贯穿于党内法规制定、解释和适用全过程，被视为一项效力涵盖党内法规制定与实施全过程的原则。与其他法律规范相类似，党内法规的活力存在于其适用过程之中。与其他成文规范相同，党内法规获得有效执行的前提同样在于法规的内容必须清晰明确。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例，该条例第五条规定监督内容包含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规定。
在有关法的明确性与模糊性关系的探讨中，不少学者认为，模糊性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它能够使原本僵化、刻板的法律体现出灵活、弹性的特点，有利于实现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有机统一，实现法的普遍性，提升法的开放性。(12)习近平：《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充分释放》，载《人民日报》2015年6月28日第1版。
三、制度建构：贯彻党内法规明确性原则的实践路径 要消解贯彻党内法规明确性原则过程中出现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就必须以解决上述问题为核心，在充分诠释理论疑问的前提下，构建和完善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案例指导制度是近年来国家法律适用中产生的一项新制度。
此类不明确问题无法通过提高制定技术等方法解决，而只能通过党内法规的解释机制、适用机制等方式，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丰富其规则内涵。在实践中，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往往并不直接阅读和接触党规条文，而多是通过依照党规制定的党的政策、党内规范性文件，以及依照党规作出的党内纪律处分通报、党内组织决定等了解党规的具体内容。
(31)尽管《制定条例》明确规定了党内法规的解释制度，但是由于当前仍存在着党内法规解释权分配不成体系、解释的规范化程度不足等问题，导致解释制度在党内法规实施过程中的适用频度仍然较低。由此导致不少党内法规的规定过于宽泛，党规规则无法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形成有效的刚性约束。(26)同前注(22)，宋功德书，第296页。⑦[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但这一规定之中的不同处理方法仅体现为没有明确标准的或然性规定，且具体处理方法的表述也较为随意，至于何为及时解决，何为说明情况，何为说服教育，采取三种不同处理方法的标准和依据为何，该条款均未作出说明。(18)具体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一些颇具模糊性的党内法规规则亦能产生一定正面价值，如通过模糊性语言，能够使党内法规规范尽快覆盖到党务关系的各个方面，产生一定的辐射效应。
当前，在贯彻党内法规明确性原则的过程中仍存在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困境，前者表现为应在理论层面解决党内法规明确性与模糊性、政治性的逻辑冲突，后者表现为应在实践层面注重对现有党内法规中不明确内容的类型化认知和适应性调整。从党内法规的制定实践来看，造成党规不明确表述的原因较多，其中既有因制定者立规理念落后、制定技术水平不高等原因造成的不明确，也有因作为党规载体的语言文字多义性、制定者理性有限性等原因造成的不明确。
⑥秦前红、苏绍龙：《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10期。这一条文中的法规后果体现为，(如果党员对党组织提出请求，那么党组织)需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处理。
